2023-06-25 10:21:23 来源 : 凤凰网
一天，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从第一百二十页“喜剧艺术”部分开始，湿气与污渍导致书页严重受损，多处黏连。这本书的形象似曾相识——它出现在埃科最著名的推理小说《玫瑰的名字》中。唯一的区别在于，小说涉及的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是被狂热的修士用毒药黏在一起的。埃科恍然大悟到，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此，他感慨道：
我在年轻时买下了这本书，匆匆翻了一下，很讨厌它污秽不堪的样子，于是随手一扔就把它给忘了。然而，我内在的心灵摄影机已将这些书页记录了下来。几十年来这些有毒的书页的形象一直深藏于我的心灵最深处，就像在坟墓里一样，直到某一时刻它又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不知道是何缘故），而我却以为这是我的创造。（《诠释与过度诠释》）
《玫瑰的名字》是密码推理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讲述了叙述者“我”偶然得到一本名为《梅尔克的修士阿德索的手稿》的法译本。在书中，这位圣本笃会的修士阿德索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连环谋杀事件。叙述者“我”在一场酣畅淋漓的阅读之后，将本书翻译为意大利文。既后这部法译本神秘失踪。而“我”在梅尔克修道院并未找寻到阿德索手稿的拉丁文原版稿件。
(资料图片)
在故事开始之前，埃科设置了如玫瑰花瓣般多层嵌套的文本策略，为核心故事拉开意味深长的帷幕：当阿德索还是见习僧时，曾与导师威廉修士前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调查一起谋杀案。不料在调查过程中，数位修士接连被杀；同时，皇帝与教皇分别派遣的使团即将到达——该修道院也是双方势力谈判和角力的中立之地。在事件的最后，凶杀案成为教廷扳倒对手的工具，而凶杀案本身则直指一本涂有毒药的禁书以及院内一位德高望重的修士。
埃科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位极有魅力的人物——威廉修士。中世纪的欧洲为宗教掌控，后者集权力、财富与话语权于一身，但科学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虽被限制，但存在。威廉修士，作为方济各会修士，崇拜罗杰·培根，对科学与宗教有着敏锐且独立的思辨能力。可以说，他是埃科版本的福尔摩斯，而青涩的阿德索则扮演着华生的角色。在故事的开端，威廉修士依照雪地上的马蹄，推断出修道院走失马驹的去向。他坦陈，在蛛丝马迹中推断，只是靠近真理，只有真理真正彰显之时，才能够印证先前推断的合理性，并道出对符号的深刻理解：“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
这个引子式的小事件是威廉修士断案方式的缩影。在威廉眼中，每一个案发细节，都成为一颗微小的钻石，折射出无数的光线。在杂乱如莽草的各类符号中，区分何为偶然、何为必然，成为一大难题，需要寻找阐释与过度阐释的边界所在。在《诠释与过度诠释》一书中，埃科提出当某样东西成为另一个东西的证据和符号时，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简洁“经济”；指向某一单个（或数量有限）的原因而不是诸多互不相干的杂乱的原因；与别的证据相吻合。威廉提出假设，等待时机去验证，以便区分相关的、有意义的相似性与偶然的、虚设的相似性，进而得出清醒合理的诠释，尽力避免妄想狂式的诠释。例如，在案件中，关于数位受害者皆右手的前三个手指肚儿呈黑色这个细节（暗示翻书的痕迹）、手指发黑的受害者皆懂希腊语、懂毒药药理的塞韦里诺曾手戴手套翻书的细节、图书馆目录的笔迹、神秘书稿的特种羊皮纸、先前修士们关于“笑”的辩论，种种细节互相印证，才使得威廉接近真相。
如果将整个案件视作一个文学文本，那么威廉修士依然符合一个“标准读者”的条件。因为，他虽对案件（文本）进行多种可能性的解读，但保持谨慎态度，不会进行漫无边际的肆意联系。埃科曾提出“作品意图”、“作者意图”、“读者意图”三个概念，他认为作品意图并不受制于作者意图，同时，也不限制读者意图的发挥。回到《玫瑰的名字》一书，案件本身、真凶的初衷、威廉的解读分别与前述的这三个概念对应。读者将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案件的形态（即受害者包括凶手的死亡是严格按照《启示录》中的7声号角带来冰雹、血、水、星球、马厩、蝎子、火作为依据的）大多是偶然促成的结果，并非真凶刻意所为。罪犯没有赋予事件逻辑，偶然性才是赐予者。而论及威廉修士在断案中的各种解读，也并不完全受案件本身的模样所限。
《玫瑰的名字》一书由基本故事（即凶杀案）与其他众多的分支故事（由中世纪盘根错节的宗教派系之间的斗争、宗教与科学之间的角力衍生而成）组成。有经验的读者将会发现，基本故事和分支故事如同筋和骨，互相紧紧依附。分支故事所构建的中世纪社会境遇，是基本故事发生的土壤。这也是为何，小说中，教廷大使贝尔纳可以借凶杀案剿灭“异端分子”，食品总管雷米乔则为掩盖自己的宗教背景，贸然行事，间接“污染”了案发现场。如果说基本故事让读者饱尝符号游戏的乐趣，那么分支故事则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辨空间。
在这本大部头小说中，扑朔迷离的案情如一场雾，威廉行走其中，抓取碎片般的符号，扭成一条绳，借此攀向真相所在的高峰。在小说的结尾，一切纷争结束于一场残酷的大火。迷雾与火，成为《玫瑰的名字》一书的核心材料。在埃科的另一本小说《阿洛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火焰也是小说中出场不多、但非常核心的意象，而迷雾则得到了大量的、频繁的描写。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名为博多尼的古书商人，他爱称呼自己为扬波。这位主人公刚刚在一次意外事故导致的昏迷中醒来，失去了记忆。确切地说，他保留了内隐记忆和语义记忆，但遗失了自传记忆——即独属自己的私密记忆。因此在小说的第一章节中，他生活可自理，但谁也不认识，只有读过的所有书籍——即纸质记忆留存。在故事的第二章节，博多尼回到祖宅，在阁楼和秘密小教堂内找寻到了童年阅读过的杂志、书籍，聆听过的唱片。第三章节中，再次出意外陷入昏迷的博多尼，恢复了所有的记忆，并试图在迷宫中找到自己的记忆深处最重要的人——一位有着苍白面孔的金发少女。如同威廉修士一样，主人公也堕入了依循破碎的符号寻找真相的处境，只不过他要寻找的并非凶手，而是自己。内心感受到火焰的燃烧时，便是符号触动内心私人记忆的神秘信号。除此之外，便是如堕迷雾。
关于迷雾的意象，在谈及奈瓦尔的小说《西尔薇娅》时，埃科本人引述了普鲁斯特以“雾”来形容该小说的迷人之处，并说道：
“雾”这个字非常重要。《西尔薇娅》就像迷雾般感染着读者，好似我们半闭着眼睛看景物，形状看不真切。但并非是其中的事物不能分辨；恰恰相反，《西尔薇娅》里的景致与人物的描绘都清楚明确，甚至达到了新古典主义的明晰澄澈。读者捕捉不住的是他们所处的时空。（《悠游小说林》）
在《阿洛娜女王的神秘火焰》中，雾气多次出现。雾，正如埃科对于《西尔薇娅》的评述，令人不知身在何处，它是一个隐喻、一片空白，令所有的符号失去解读的依据。它致使主人公在手捧自己赞扬法西斯的童年习作时，无法解读彼时内心真正所想，只能猜测各种可能性，如威廉修士一样；当他找到第二篇主题为“打不碎的玻璃瓶不幸摔碎”的习作时，他感受到，年幼的自己第一次有了实在的个体感受。但他无法确认前后改变的诱因。记忆的缺失，挥刀斩断了作为符号的纸质记录之间的链条。它们成为无法解读的谜、一个个陶罐，内部无法被窥视。海量的阅读材料、个人笔记，无法复原过去的自我，正如遍布全身的细胞的更新换代是不可逆的，凭空的重新构建堪称妄想。依靠它们复原的，只能是一代人的大众记忆。“你无法两次进入记忆的王国/指望看到首次盗窃的东西/依然光鲜如新，毫发无损。”
“雾”也是挚爱之人的形态——面容模糊。法国画报上的夏娃的侧面像、雷诺阿画中的少女、罗斯丹笔下的罗克珊娜、扬波的助手西比拉、妻子保罗、那些记不清面孔的情人，逐渐唤醒了扬波对莉拉——他终生暗恋的早逝少女的记忆。莉拉既是身披迷雾的理想女性形象，也是扬波不断想起的摘录：“最后我来到一个巨大的裂缝前面，看到一个脸色雪白、裹着尸布的巨大形象。”（爱伦·坡）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威廉修士的真知灼见：“唯有我们在对事物缺乏完整的认识的时候，才使用符号，或符号的符号。”莉拉是扬波可以付诸所有幻想，无限靠近，但无法碰触的神秘符号。娟美如太阳，皎洁如月亮。正如今敏在《千年女优》中塑造的画家，一个穿越时空，永恒凝聚的背影。扬波将自己的现实与虚构世界糅合，平克·弗洛伊德音乐电影《迷墙》所呈现的迷离诡异氛围扑面而来，而扬波自己，则钻入大鼻子情圣西哈诺的形象躯壳中——一个永远错过挚爱的浪漫主义英雄。
在情节设置方面，小说和埃科的另一部名作《布拉格公墓》极为相似——苏醒过来的人失去了记忆，笔头的记录成为寻找的依据，织就庞大时代背景的众多社会事件。而从主题方面，则很难不令人想起擅长书写“回忆”的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他通过《暗店街》、《地平线》等作品，塑造了一个个失忆的人，试图通过一个寻找记忆的人再现过往时代。两位作家的不同在于，莫迪亚诺不追寻最终的答案，鲜有关注蛛丝马迹深藏的意味，他聚焦的是通过记忆的缺失引发的记忆的再创造、浮世绘般的群体描述，因此，他的失忆小说无需揭秘，就已达到写作的目的。而埃科，始终是那个满腹经纶的雅士，喜好符号的游戏，他当然也有以情节设置作为诱饵，想要引导我们去一睹这一尊尊将庞大繁杂的时代、扑朔迷离的悬念、敏锐枉然的个体凝结于一体的辉煌雕像。正如埃科自己在《玫瑰的名字》后记中所述：
我小说中那错综复杂的图书馆还是一个矫饰主义的迷宫（即类似某种树根形状的结构，有众多死胡同，只有一个出口），但威廉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已经是‘根状茎’结构的了（每一条路都可与任何其他一条相联结，它没有中央，没有四周，没有出口，它是无限的）：它是可以结构化的，但它还从来未被彻底结构出来。（《玫瑰的名字注》）
但解谜的冲动是串起所有符号的一条红线，充满诱惑力，依然是其作品的最大魅力。正如埃科在作品中打造的一个个密室——无论是迷宫般的修道院，还是主人公祖宅中由小教堂演变而来的纸质记忆储藏室，它们都是埃科本人海量私人藏书的一个变体。
